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并被西方经济学界誉为堪与亚当·斯密、达尔文、爱因斯坦等巨人相提并论的具有宏伟层次的创新性的思想家，是寥寥可数的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家。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也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起构成过去一百年中出现的最重要的著作”。
早在1963年，商务印书馆就约请北大著名教授徐毓翻译了此书，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36年之后，商务印书馆又约请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著名学者、人大的高鸿业教授重译此书。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要重译《通论》呢？
读过《通论》的人都知道，这本书十分晦涩难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就承认，他开始阅读时，根本看不懂《通论》，他说：根据我个人记忆犹新的回想，我敢断言，在该书出版的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在麻省剑桥没有任何其他人真正知道该书的内容是什么。其次，读过旧版《通论》的人也都知道，这本书是用半文言文写成的，此外，由于60年代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尚不如现在这样深入，该书使用的经济学术语也嫌不够规范和准确。
高教授1956年就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1956－1957年及1983年、1987年在密苏里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和国际管理学院任教授。1957年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方经济学，学术造诣颇深，是这方面的颇有名望的权威之一。此次译者花费数年时间，精心重译此书，其间，多次修改译文，对每个词、每句话都反复斟酌，仅是读初校样就花费了教授整整一个暑假，连书中的每一个符号、每一个公式都经过反复核对，力求为读者献上一部传世之作。因此，新译本可以说做到了准确、传神。其次，为便于读者理解，新译本增加了大量的译者注。译者根据自己半个世纪的教学经验，不但对书中关键章节中的难懂之处都详加注解，而且还对书中的绝大多数公式进行了推导，这在国内外千百计研究、介绍《通论》的书中是绝无仅有的。最后，也是新译本最重要的一个鲜明特色，是译者针对该书本身的先天不足，写了一个数量达4万字的“译者导读”。
凯恩斯在写作该书时，把读者定位为当时的职业经济学家。因此，为减少一般读者的理解困难，导读对传统的西方经济思想，特别是就业理论核心萨伊的销售论，即普遍被西方学者称之为的萨伊定律及其三个组成部分（劳动市场论、利息论和旧货币数量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在书中，凯恩斯不但企图推翻传统的劳动市场论、利息论和货币论，而且也企图在这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并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然而，他对这一新体系却陈述得不够清楚。萨缪尔森认为，“在该书中，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没有被明确地表示出来，好像该书的作者没有认识到体系的存在以及体系的性质，而在涉及该体系与过去体系之间关系的地方，作者的论述特别不清楚”。为了帮助读者掌握凯恩斯的理论，译者根据自己几十年的研究，概括了凯恩斯理论的轮廓。译者指出，凯恩斯写作本书的最终理由是想提高国民收入，使它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以便解决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他想首先在理论上说明国民收入是由哪些变量决定的，在找出这些变量之后，则企图用国家的政策来控制这些变量，最终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凯恩斯认为，解决危机与失业问题的对策和政策不外乎是使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同利息率的数值处于能维持充分就业的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消费倾向、预期收益、供给价格、流动性偏好及货币数量加以控制。在五个变量中，前四个变量系由人们自发的市场行为决定，国家的政策很难控制。只有货币数量能由国家的货币政策掌握。即使如此，由于种种原因，控制这一变量的效果也不会很大。因此，国家必须直接进行投资来使社会的投资量等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储蓄量，以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失业问题。为达到这一目的，凯恩斯甚至提出了投资社会化的主张。
书中提出的政策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国家避免了1929年经济危机和大萧条造成的灭顶之灾，使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处于相对繁荣的状态，并对以后的西方经济学产生过并继续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